目前，项目的开展情况一切顺利，李建平说，保健院做了充分准备，工作组织的也很好，小镇的干部和保健院的卫生人员都进行过相关培训，培训人员向他们阐述了项目的重要意义和给病患带来的好处。对整个工作流程也有详细规定，何时去哪个村进行调查，调查的人数是多少也都进行了说明。李建平表示，病患对项目的评价非常高，认为是帮助了她们解决了实际困难。现在几乎全县的妇女都在等待检查治疗，这需要大量的资金。目前他们还在等待北京方面的结果，看他们是否会拨出更多资金来援助这个项目。“我跟总负责人表明态度后，对方表示，以后有什么好的项目，还会继续进行合作的。”
专访：盖茨基金会中国代表叶雷:盖茨创造了双重伟大
2004年4月，盖茨访问中国，那时的叶雷还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办事处的主任。盖茨基金会艾滋病办公室的主任委托他帮忙安排一次圆桌会议。对于在中国拥有广泛人脉的叶雷来说，这一要求并不难办到。
很快，一个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午餐饭局成行，参加者包括盖茨、叶雷、十多名中方艾滋病专家、一两名感染者和一两个政府官员。那是叶雷和盖茨本人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如今，作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叶雷谈起盖茨上月27日的退休举动时说：“这一决定非常明智。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一直强大，他已将微软建成了一个伟大的平台，他正在建立第二个平台。盖茨完全可能在慈善事业上做出突破，这样就是双重的伟大。”
在叶雷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的是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
“可惜，现在很多人的行为要再加一个字——‘为人民币服务’。”叶雷略带慨叹地说。
北京代表处
政府主角NGO做配角
记者：您作为项目的总协调人和监督者，是如何工作的?
叶雷：每一个项目组都有一个负责人，我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工作，基金会的项目包括卫生、教育、农业、扶贫。我们不仅是出钱出力，并不是很多地方缺钱，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倡导、推动有难度的工作的有效展开。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主要是起一个桥梁的作用，支持、引导一些有效的做法，例如可以介绍NGO在其他国家发挥的作用。
记者：你们是如何在中国寻找项目合作伙伴的?
叶雷：我们的合作伙伴完全取决于项目本身，可以是学校、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大的项目有策略方向，例如艾滋病防治项目的策略方向是加速促进中国有效控制预防艾滋病，就需要了解中国哪些组织是主要负责机构。我们发现中国政府是控制艾滋病的最重要的管理者和操作者，就和中国政府配合强化它的工作;我们也发现中国政府想做很多事，可能人手不够，而且从经验上很少接受NGO的帮助。所以，我们的项目就是让政府做主角，让NGO做配角，大家一起努力。
艾滋病防治
最大困难是互相协调
记者：盖茨基金会宣布的5000万美元的艾滋病项目进展如何?
叶雷：我们支持中国的卫生部门和另外两家大的机构——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中华预防医学会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这两家大的机构再作为牵头单位，组织几十家地方机构展开与当地的卫生部门工作。
14个省市的所有合作伙伴——各地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和非政府组织，都正在当地进行启动工作，建立基本操作的管理机制。这半年多时间主要是将工作和经费从国家层面走到省，走到市。现在还没有用到整个预算的10%。
记者：如何保证这些钱用在最值得使用的地方?有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审计?
叶雷：我们并非每家合作单位每年都做审计，因为这会是一笔很大的花费，我们只做抽查性审计。另外，我们并不担心钱会不会被误用，而是更看重工作成果。合作伙伴必须拿出工作成绩，如果有成果，钱的使用并不重要;如果拿不出成绩，账算得再清也不行。
不过，5000万美元中有2000万美元是提供给中国卫生部门的，政府都有审计要求。
记者：推动艾滋病防治项目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叶雷：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互相协调合作。艾滋病传播主要是高危人群，而一些NGO是同性恋者或者是以前的吸毒者创办的，完全可以通过NGO做沟通和联系工作，再让政府部门和医护人员做疏导教育和治疗工作。
这也是基金会在探索的工作模式，有点类似火车站门口介绍饭店的方法。拉人去饭店的人可以得到好处，而他并不一定是开饭店的人。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防治上投入了一大笔钱，中央可能每年投入八九亿人民币建立干预机制，可是没有“客人”，没有有技术的人去“揽客”。我们基金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协调这些机构。
